「港大論文引入 AI 虛構文獻、社科院副院長葉兆輝卸任」這宗事件，表面上是一篇研究文章的參考文獻出錯，最終撤稿與問責；但更深一層，它是一面照妖鏡，照出學術制度在 AI 時代最脆弱的三個地方：信任的設計、責任的分配，以及能力的培養。 如果我們把它當成「個別學生疏忽」就結案，那麼下一次同類事件只會更頻密、更隱蔽、更難抓；反過來，若我們把它視為「AI 正式入侵學術流程」的一次示警，就能從中讀到一個更重要的訊號：學術界正在由“文本時代”進入“生成時代”——而制度仍停留在上一個版本。 一、事件不只是「引用錯誤」：它是一種新型風險形態 過去的學術不端，通常有明確的道德框架：抄襲就是偷竊；造假就是欺騙。它們的共同點是：不端行為往往需要主觀意圖。 而「AI 虛構文獻」所帶來的麻煩，在於它可能並不依賴惡意——它是一種更像「系統性滑坡」的風險：你原本只是想「快啲整理文獻」「快啲寫初稿」「快啲交進度」，AI 就在你看不見的地方，替你把空格填滿，甚至把不存在的資料包裝成極像真的引用。你不一定覺得自己在造假，但你已經把一個不可核實的結構，放進一篇必須可被核實的學術文本。 這就是為什麼它比傳統學術不端更難防： 生成式 AI 最大的誘惑，是把“完成感”快速提供給你；但學術研究的核心，不是完成，而是可驗證。當完成感先於可驗證，學術就會開始崩。 二、真正的灰犀牛：驗證成本被轉嫁，導致全體「默契性失守」 事件帶來一個非常刺耳但關鍵的現實：AI 令產出成本下降，但令驗證成本上升。 在 AI 普及之前，寫一個像樣的 reference list，需要你真的閱讀、搜索、比對；這個成本本身就是一種「自然防火牆」。但...